中国魏晋时期的女性观与英国绅士化时期相比，有何异同点？

马克思说：“每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教书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性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精确地衡量。”

胡适也曾说：“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诚然，无论中外，整个的封建社会甚至近代社会都是男权社会，形成了男性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两性格局。然而，即便在结构性的压抑下，中外历史上仍然出现了一些惊才绝艳的女性，仍然存在着善待女性、尊重女性、两性之间相对平等的观念。典型代表是中国魏晋时期的女性观和英国绅士化时期的女性观，本文试对两者进行一番比较。

一、中英女性观出现的背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大、社会影响深远的一段时期，时间上指公元2世纪三国鼎立到公元六世纪隋朝灭陈共三百余年时间。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主要是政治黑暗、战乱频繁、然而思想自由、文化繁荣。

因此，这一时期的女性观也散发出空前的光彩。魏晋之前的两汉是儒家已经确立正统地位、逐步确立权威的时期。在儒家三纲五常秩序的影响下，女性越来越成为男子的附属，全部价值是为人妻为人母的价值。

魏晋社会的混乱和生死的无常促使人们对以往的秩序重新进行思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氛围打破了传统的禁锢，激发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使魏晋名士重新认识两性关系，形成远盛前代的女性观。

英国绅士像中国君子一样，有着漫长的历史，对本国的男性国民性格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本国男性国民的理想形态。起初，英国绅士文化脱胎于贵族的骑士文化，英国的贵族精神在古典文化、基督教理念的熏陶，以及来自法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广泛影响下，形成了传统的绅士制度和绅士文化。

随着时代变迁，绅士文化以贵族精神为基础，一方面贵族精神汲取中间阶层的部分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中间阶层普遍向社会上层看齐。这种向下吸取和向上学习的双向流动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融合，使得绅士文化成为整个英国社会全民的文化精神。

英国绅士固然是为人熟知的，而绅士化时期却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绅士化时期主要指的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后的近百年时间。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飞速提升，工人阶级出现。此时因财富积累而想要谋求政治权力的中间阶层，如商人、律师等，他们的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严重不符，因此一方面跻身新贵族，以财富换取贵族身份，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有利于他们的新的社会文化。

绅士的内涵因而发生变化，由以往的强调等级又强调责任，变为更加体现工商的利益，推崇个人的理性、奋斗和成功（即拥有财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英国工业革命荡涤了英国社会中的保守势力，新生力量的崛起造就了力挽狂澜的新女性。“绅士”们固然仍然教导女性以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为己任，但社会已经为女性提供了经济独立的可能，受困于家庭的妇女在工业社会能够找到新的位置，因而，这也促使绅士重新审视定位两性关系，建构民主平等的摹本。

两种女性观都处于变革、混乱的社会背景，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兼具新道德和旧道德，也都伴随着女性自身的思想觉醒和个性自由。而且，无论是魏晋名士还是英国绅士，实际上都代表了那一时期最为开明的男性群体，他们的女性观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中英女性观的异同点

1.教育方面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享有受教育权对提升女性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时至今日，男女享有的教育资源也时常不能平等，更不必说千百年前的世界。因此，当时的中英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一步就是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性受教育的情况也是两种女性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时期的动荡促使魏晋名士反思教育，寻求济世安邦的良方，于是他们根据佛家经典为女子制定了行为规范和生活细则，最终催生了女子教育的开放和发展。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因此儒家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承，更是政统、道统之所系，这是封建社会男子竭力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最为关键的原因。

到魏晋，曾经的文化中心洛阳沦陷，学术的重心由官学转为各个门阀士族的家学，进而以家庭为中心的一系列新道德、新学问产生。世家大族重视家庭子弟的教育，进而就要重视女子的教育，要培养“贤媛”。

对名士来说，他们需要贤德聪慧的妻子，需要能妥善教养家中幼童的母亲，也欣赏伶俐女子的“林下风气”。于是至少在家庭内部子女的教育上，高门少女能获得与父兄相似的受教育的机会。而受到教育的女性有感于乱世，也往往能在相对自由包容的时代里发展自己的个性，作出潇洒放纵的行为而不被指责。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为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使得社会上的中产阶层也能有余力把资源投入到子女教育中，并能够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理念。同时，女子教育冲破了传统的桎梏，女性有机会进入原来只有男性的高等学府，医生、律师、教授等职业也向女性开放。工业革命的浪潮使得女性也参与到了社会中的职位竞争，为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赢得了地位和尊重。

魏晋女子的教育最终目的是获得更优秀的妻子、母亲，而英国绅士化时期女子的教育则基于更多女子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贡献。她们创造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因而相对以前有了更多底气，这一时期女子的教育和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精神的追求是相伴随的。

2.思想方面

以《世说新语·贤媛》中的女性为例，这一目收录了明理善辩，颇有才华却评价丈夫说“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的谢道韫；收录了斥责新婚夫婿“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的诸葛诞之女；收录了有远见卓识，时常参与父亲的政治决策的李重之女等。

《世说新语》摆脱三纲五常的偏见，将她们夸赞为贤媛本就表明了那一时期名士的态度。魏晋时期的女性往往能够摆脱夫为妻纲的束缚，夫妻之间较为平等，女子自身也常有反抗礼教追求平等自由的举动，社会对这些“超纲”的行为则比较包容，甚至表现出赞赏的态度。相对于提出了三从四德的东汉，相距不远的魏晋对女子的思想束缚可谓大大减少。

在英国绅士化时期，最好的例子是勃朗特姐妹。她们出生于一个英国乡村的牧师家庭，家境贫寒，成年后也苦于谋生，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但令人欣慰的是，她们都能受到教育，并且后来凭借自己的才华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她们的作品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情之余，填补了同时期女性视角的空白，表达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新理解和对女性生存状态、心灵世界的关怀。

文学世界之外，艾米丽·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的终身未婚更是惊世骇俗的举动，冲破了传统的束缚，成为了自由而独立，精神强大的女性。她们对女性视角的探索难能可贵，但也是绅士化时期孕育而出的，依托于时代，是那一时期女性观的具体化。

3.婚姻方面

无疑，中英两种女性观都一定程度上给了女性更多自由，但使她们脱离婚姻则绝不是名士和绅士的初衷。作为终究会变为别人的妻子、母亲的女性，她们能获得的自由还包括婚姻内的自由。

魏晋时期夫妻关系更为平等。如，王安丰（戎）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之所以说“于礼不合”，是因为卿是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如皇帝称臣子爱卿，因此，夫妻中夫可以叫妻为卿，妻只能叫夫为君，这是君臣关系在家庭中的延伸。

因此，魏晋时王戎的妻子能够叫丈夫卿，不仅说明他们夫妻感情好，亲密，更意味着妇人摆脱礼教束缚。魏晋时女子能够相对自由地择婿和离婚。我们知道，魏晋士族之间的婚姻大都是政治联姻，男女都是家族的“工具人”，但由于嫁的是“家族”，反而也有些在某一范围内选择的自由。

女方的家人也看重男方的家门和财富，不少女方家长，同时收受数家聘礼，视其多寡而定婚嫁对象。而这一时期男女离婚虽然多半有政治原因，如王献之的前妻，但也有感情破裂而离婚的，甚至能获得开明的父系大家长的支持。

英国绅士化时期即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女性的独立意识的增强，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生产生活中去，经济地位的提升势必影响到其择偶诉求。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也相应地得到提高。因此在择偶问题上，普通家庭的父母比较重视儿女的个人选择。

贵族的婚姻则展现了社会风气的另一面，爱情在贵族的婚姻中微不足道，让位于金钱、权势，比较功利。如《傲慢与偏见》所展示的，班纳特太太担心女儿们的婚姻是因为当时的法律女儿们无法继承父亲的财产，因此她希望女儿们能够上嫁，或者至少保持现有状态，不要阶层下降。

女子向来不愁嫁，班纳特小姐们只是缺少有财有势的丈夫，而她们的目标从始至终也都是社会上的体面人。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结合当然有爱情，但他们你来我往地一次次交锋是基于双方的门户。达西有财，而班纳特先生是有土地的老绅士，不然，爱情根本产生不了。

魏晋和绅士化时期，婚姻都是现实的，而能在现实的婚姻中为女性谋求好处、谋求选择的自由殊为不易。

三、中英女性观的局限

女性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文明的体现。魏晋和绅士化时期的女性观都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觉醒和开明男性对女性的关照，也是整个社会对女性束缚较少的一个时期。

总的来说，这两种女性观都相对以前有进步，使女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自由。不同的是，时间上，绅士化时期终究比魏晋时期晚了许久，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女性的解放有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工作权为支柱，更牢靠。

而魏晋时期的女性观只是部分开明男性对女性更为尊重，从上到下地允许她们参与到教育甚至政治中来，但女性的主要活动场地仍然是家庭，只要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没有她们的位置，那么她们短暂的地位的提高也只是无根浮萍。

而且，绅士化时期的教育已经在尝试构建男女平等的秩序，而魏晋时期谈何男女平等呢？

因而，英国女性观关怀的女性也更多，不仅有上层的女性，还有工人阶级的女性，她们都在积极争取自由。而魏晋的女性观相对来说只是对贵族女士更为宽容，对广大的劳动妇女一定也有影响，但影响绝不会大。

在这些方面，魏晋女性观不如英国绅士化时期的女性观是时代的碾压，但不是说英国的女性观就没有局限。

绅士化时期尽管尝试发展男女平等的教育，实际上却不可能一蹴而就，女性势必更为困苦。名士和绅士对女士有限的关怀都基于女士最终成为妻子、母亲这样的男权附属的前提，但女性的个性、自我的实现还得靠女性自身的觉醒。

绅士化时期的英国，有王权、贵族的影响，有资产阶级的压迫、有宗教观念的束缚，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固然有更为温和的女性观，但更多了对女性的打压方式。

四、小结

中英两个国家、两种文化、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女性观点同中有异，各有长处和不足。但应当说，观念不会过于超脱于时代，对男士们两种稍有进步的女性观，后世人也当理解其中的善意，对这一过程中的觉醒的女性，更应奉上崇高的敬意。